夏宥在那片干净的、空无一物的草地上站了很久。
久到晨光从金色变成白色，从白色变成刺目的、正午的亮白。久到她的腿发麻，久到她的手指因为一直攥着那枚戒指而僵硬。久到远处传来的不再只是鸟鸣，还有隐约的、属于城市的喧嚣——车声，人声，施工的机器声。
没有人知道，在那座废弃的乐园原址上，有一个女孩刚刚目睹了一个人从怪物变回人的全部过程。没有人知道，那枚在她掌心里冰凉的、铂金的戒指，是一个人用尽了全部的力气、从黑暗的最深处挣扎着爬出来、只为了递到她手里的。
她低下头，把那枚戒指戴上了。无名指，左手。尺寸刚好，不紧不松，像量过一样。他量过的。在那些她睡着的夜晚，在她不知道的时候，他用目光、用指尖、用那种小心翼翼的、怕惊醒她的方式，量过了。她转身离开的时候，没有回头。不是不想，是不用。她知道他不在那里了。但她也知道，他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。
回学校的路上，她给导师打了电话。导师听到她要复学，沉默了几秒，说“你确定”。她说确定。导师没有多问，只说“明天来我办公室”。她又给法律援助中心的学妹发了消息，说“帮我接案子，越多越好”。学妹回了一串惊叹号，说“夏学姐你终于回来了”。她回到公寓，洗了澡，换了衣服，把那枚戒指从手上取下来，用一条银链子穿好，戴在脖子上，贴在心口的位置。凉凉的，硌着她的锁骨，但她不想摘。她想让他离她的心近一点。
复学后的日子像上了发条。她白天上课，晚上泡图书馆，周末接法援的案子。她把每一天都排得满满当当，不留缝隙。不是因为充实，是因为她怕停下来。停下来就会想他，想他就会哭，哭完了还是要继续，继续了还是会想。她不想哭了。她要做他来不及做的事——替他讨回公道。
她开始查那个案子。
从档案馆调出当年的卷宗时，夏宥的手在发抖。卷宗很薄，薄得不像一桩命案。封面已经泛黄，边角磨损，像被很多人翻过，又像被很多人遗忘。她翻开第一页，是一份接警记录，日期是二十多年前的那个秋天。接警人签字那一栏，写着一个她后来查了很久的名字——冯建国。当年的出警民警，后来升了职，调去了别的地方，前几年退休了，住在海边的一栋小别墅里。第二页是一份现场勘查笔录，寥寥几行字，说“未发现异常”，“疑似离家出走”。勘查人签字，陈卫东。当年的法医，后来调去了省城，开了自己的鉴定所。第三页是一份询问笔录，被询问人是x的母亲。笔录上写着“她说不清孩子离家前有没有异常”，“情绪激动，无法继续询问”。夏宥盯着那行字，眼眶发酸。她说不清。她当然说不清。她的孩子不是离家出走，是被埋在了那片草地下，被踩实了土，被铺上了枯草，被当成了从来不存在过的东西。而她作为母亲，只能在那一份草草的笔录上，留下“情绪激动，无法继续询问”这十个字。
后面的几页是结案报告，结论是“疑似离家出走，建议归档”。没有尸检报告，没有dna比对，没有第二次勘查。那道矮墙后面的那片草地，没有任何人去翻过。
夏宥把卷宗复印了三份。一份放在律所办公室的抽屉里，一份锁在公寓书房的柜子里，一份随身带着，走到哪带到哪。她开始找人。不是找那些已经死了的人——那些被x“吃掉”的霸凌者，她不需要找。他们欠的，已经还了。她找的是那些还活着的人。当年负责办案的警察冯建国，夏宥花了三个月才找到他的住址。他住在海滨城市的一栋三层小别墅里，院子里种着栀子花和三角梅，车库里停着一辆黑色的suv。
夏宥去的时候是下午，他正在院子里浇花，穿着白色的老头衫，裤腿卷到膝盖，脚上趿拉着拖鞋。看到她站在铁门外，他抬起头，眯着眼睛打量了她一会儿，问“你找谁”。夏宥说了自己的来意，他手里的水管掉在了地上，水哗哗地流，浸湿了他的拖鞋和裤脚，他没有低头看，只是看着夏宥，脸上的血色一点一点地褪了下去。
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他说。夏宥把那沓复印的卷宗从包里拿出来，透过铁门的缝隙递进去。冯建国没有接，他的手背在身后，指节捏得发白。
“当年那片草地，警犬叫了。你说‘下面是水管’。”夏宥的声音很平，平得像在陈述一段与她无关的历史。但她攥着卷宗的手指在发抖，“探测仪也响了。你说‘地下有电缆’。当天傍晚，你收到了一个电话，从那以后，这个案子再也没有人查过。那个电话是谁打的？”
冯建国后退了一步。他看着夏宥，嘴唇在哆嗦，想说什么，又咽了回去。他低下头，看着地上那摊被水管冲出来的积水，积水上漂着一片被泡烂的栀子花瓣，白的，像一张缩皱了的脸。
“你走吧。”他说，声音沙哑，“你走吧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夏宥没有走。她站在铁门外，阳光照在她背上，将她的影子投在冯建国院子的水泥地上。她站在那里，站了十分钟，二十分钟，半小时。冯建国没有再看她。他关了水龙头，捡起水管，慢慢走回屋里